今天是: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德辅简介
导览服务
知识宝库
视频欣赏
德辅动态
行业动态
365bet娱乐场在线下载
沈阳Mtopia机构亲子团参观德辅博…
365bet娱乐平台官网_365bet娱乐场在线下载_365bet娱乐场平台开展《雷锋日记…
中国刑警学院图书馆党支部组织党…
科研创新|德辅博物馆成功申请专利…
德辅博物馆与渤海大学举行“实习…
朝阳市图书馆全体馆员参观德辅博…
走进中国刑警学院,弘扬家乡红山…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高院长参观考察…
365bet娱乐场在线下载
馆长:王冬力
简介:辽宁朝阳人1967年生人,德辅博物馆创建人
从事红山文化专题收藏多年
曾着有《红山石器》《红山实器》
为国内首部石器类收藏图书
 第七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人物”
被家乡人称为“红山文化的守望者”
名誉馆长:邵国田
简介:内蒙古赤峰人1947年生人,在文物考古第一线工作35年
曾任内蒙古敖汉旗文化馆馆长、博物馆馆长。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学会理事;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内蒙古红山学会理事;内蒙古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赤峰市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参与发现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及青铜时代的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先后在 《考古》、《文物》、《北方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等学术期刊发表40余篇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德辅概述-知识宝库
红山文化 “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
时间:2013-3-23

 

     红山文化 “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研究员)
   

     红山文化有没有玉人,这是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有几件玉人形象的传世品被列入红山文化,但多有疑点,其中有的可能形制较古,但并不一定属于红山文化。就是个别有出土地点的收集品,时代或形象也都不够明确。然而,在牛河梁和东山嘴等红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众多陶塑或泥塑的人物形象,且有大、中、小各种规模,采用高浮雕和圆雕等技法,写实性很强,红山文化玉器则以在写实基础上高度抽象的各类动物形象为主要造型特点,无论泥塑人像和玉雕动物都表现出超乎意料的高水平,尤其是在红山文化和先红山文化诸遗址,近年陆续发现有石雕人像,有的也高度写实。这些都说明,红山文化已完全具备了制作和使用玉人的技术条件和文化背景。看来,红山文化玉人的发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2002年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在第十六地点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随葬的玉器中有一件玉人。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单独的人形象的第一件正式发掘品,这件玉人个体较大,极具特征,与以往所谓的红山文化玉人完全不同。这件玉人的发现,不仅为红山文化玉器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型,而且因为人的具体形象明确,从而又具有高于其他玉器包括玉龙、玉凤等各类动物形玉器的价值。
    第十六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群最西部一处海拔高度为550米的山冈上,东距女神庙遗址约5000米,原名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是1979年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在凌源县进行时发现的。遗址所在山冈较为平整,山冈上的红山文化积石家被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所叠压和扰动。当年进行了试掘,发现红山文化墓葬3座,出土玉器13件,并初步进行了早晚分期的探索。1990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以“东北亚考古学研究 ”为题进行的合作研究,又将这个遗址列入研究范围,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和测绘。以后随着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的进展和对牛河梁遗址群认识的加深,得知这个地点也属于牛河梁遗址群范围,遂编为牛河梁遗址十六地点。
    为配合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的编写,了解第十六地点的全貌,2002-年对该地点进行了全面揭露,又发现红山文化墓葬12座,出土玉器20余件,并从地层上进一步验证了这批墓葬早晚期的划分,特别是对晚期积石冢和墓葬的确认。出土玉人的墓编号为M4,属于晚期墓。由于该遗址的红山文化遗存被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所叠压,属于晚期积石冢的地上设施,如积石冢的冢顶堆石、冢界的多数砌石和置于冢上的陶筒形器群,大部分已不存,有的冢界砌石还被夏家店下层文化移作建筑房屋时使用,所以积石冢的整体情况已无显露。不过从个别保存原位的冢界砌石和局部石墙的走向看,中间并无界墙或割断的迹象,故可推测在这个山冈上营造的晚期积石冢为一座,其总体情况为:冢顺山冈的走势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冢界呈长方形,南北长近50 米,东西宽近30米。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诸积石冢中,这样的规模属于大型积石冢。M4正好位于这座晚期积石冢的中心部位,也在整个山梁的主脊上,墓穴的所在,为山冈上裸露于外且也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一条变质花岗岩的岩脉,墓穴就直接在这条坚硬的花岗岩石脉之上凿造。墓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墓穴深4.68米,墓底距地表5.22米。墓的南壁陡直下深,北部一侧的墓壁从墓口向下1米处也为陡直的墓壁,再下则呈斜坡状,又似起有台阶。发现时墓口以上的土层有被烧过的迹象,烧土以下铺有石块层,散布在墓口四周约卯平方米的范围并延伸到墓扩内,经分析这些石块层是筑墓时开凿下来的岩石块作为填石又回填到墓扩内外而形成的,致使该墓的填“土”大部分为基岩石块。凿下又作为填石使用的岩石块大小比较均匀,一般为边长约15厘米的方块状。墓扩中央上部的填土内,并置一以石片搭筑的形似“井”状的砌物,“井”作多角形,长1.35米,宽1.16米,高0.56 米,无盖无底。墓底砌筑一座石棺,石棺共用17层石板,棺内壁整齐,长侧略呈外弧形。石棺内壁长1.9米,宽0.5-0.55米,高约0.65米。有用石板铺盖的棺底板和顶板,底板的选材多数较大,上下部位的底板都用整块石板横置,棺顶板也都为横置,用做顶板的每块石板虽窄小,但拼接紧凑。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年龄为45-50岁,仰身直肢葬,头向近于正东。人骨保存较完整,部分骨骼有扰动移位的情况,尤以右侧股骨扰动较甚,横置且股骨头部分搭于棺壁上。随葬品只有玉器,共8件,除玉人外,还有玉凤(简报中称为“玉鹄”,见本刊本期)1件,横置于头下,斜口筒形器1件,竖置于胸部的右侧,玉镯1件,置于右臂处。另有玉环2件,绿松石坠饰2件,置于左侧骨盆处。其中绿松石坠饰,从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出土的同类器来看,为耳坠,原位置应在两耳侧,考虑到部分人骨有扰动的情况,推测这2件绿松石耳坠也是因外力如鼠扰而移位到人体下部的。
                                         
  二
    玉人是M4最为重要的一件随葬器物。它出土时的位置在墓主人的左侧盆骨外侧,面朝下,方向与人骨的方向基本一致。为淡绿色软玉,高18.5厘米。体形圆厚,半LUO体状,瘦身,身体两侧的外轮廓线较平直,并以内束的颈部和腰部将人体明确地分为头部、胸腹部和腿部三段。人体有正面和反面之分。在人体的正面,五官和上臂等主要以宽而短的阴线条雕出。头部有圆顶,额上以一横线贯通,似表示头上冠有饰物,额中雕出一梭形圆洞,目微闭,眉与目上弯,近于月牙状,鼻宽而短,鼻梁平,嘴微张,稍上翘,嘴的两侧各有一道竖纹,使两颊颧骨部显凸起状。耳廓甚窄,耳廓中部更内收,使耳轮不显。胸腹部主要表现的是双臂屈肘扶于胸前,双手的五指叉开,胸腹之间雕一横穿的宽带,似为腰饰的表现,臂和手也都以较宽的阴线表示。肚脐做出甚为外凸的形状。人体下部的双腿呈并立状,十分规则,双足斜立,无脚趾的明确表现。人体的反面较平,也无纹饰,钻孔在颈部,为从颈部的两侧对钻一孔,又于颈后部钻一孔与之相交相通,形成三孔眼作横竖两孔相通状。
这件玉人的雕刻技术,无论是外形轮廓,还是具体部位,都采用了较为简略的手法,不完全是写实的,但每个部位都有清楚的交代。比较起来,雕刻的重点又放在了面部,表现五官的线条甚为密集,又不是在一个平面上,有高低起伏,细部特征的表达都较为准确,整体也很紧凑而谐调,显示出成熟的雕刻技法,相对而言,手臂的雕刻似更简略些,使用的线条甚直,手指只以短线表现,尚具原始性,更多的是象征性地表达手指的叉开状。通观整体雕刻,由于不是平雕,而是圆雕,尽管比较简略,仍具有很大的难度和较高的水平。与以上各部位雕刻技术不同的处理手法有关的是,这件人像各部位的比例也不完全谐调,头部较大,而身体显得瘦长而较短,因为尚分辨不出是否戴有面具,头部较大也许是与容纳面部较多的内容有关的一种设计手法。
    尤其要提出的是,这件玉人的整体是在表现一种特定的动态形象。从姿态上看,由于玉人从上到下,通体甚直,初看似为站立状,然观察其双足是斜置的,如为站立,只能以脚趾着地,而站立时双脚的正常状态为平置状,而双腿并拢、双脚斜立是人体在平卧时才能有的正常姿态,所以推断此玉人的体态不是站立而是平卧式。玉人的目、嘴都偏于面部的上侧,加之上弯的眉目、上翘的嘴巴和内收的耳廓,使五官呈现上提状,这与紧缩的身体相应,都是表现人在呼吸时深吸气的状态。屈肘使双臂贴于胸前,也与呼吸时深吸气的姿态相配合。所以,这件玉雕人像表现的是平卧并作深吸气的姿态。
    与这一特定姿态有关的是,这件玉人还有两处甚为特殊的部位,那就是肚脐和额间。肚脐做成外凸状,外鼓有一定高度,甚为明显,显然是有意做了夸大处理。额间做出形似于眼眶而立置的梭形洞孔,更是在人的脸部五官之外额外加上的部位。人体在吸气时,出现格外凸起的肚脐与外加于额间的孔洞,这已不是一般人正常呼吸时可能出现的状态,而已是根据想象特意加以夸张的形象,这与红山文化玉器中对动物的神化的造型是完全一致的,是人的神化的一种艺术加工手法。人在深吸气时,额间出现孔洞和肚脐高高凸起,它们一上一下,上下对应,显然是寓身体上下贯通之意的,这与通体紧缩、五官上举、双肘弯屈贴于胸前的姿态相联系,其所要表达的,完全是一种以气作法的神态。故这件被神化的玉人,应为一巫者作法的形象,或可称为“玉巫人”。
以气作法,是萨满教的特征,这是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在赫哲族人的萨满教调查研究报告中特别予以强调的。他说:“沟通天地人神的巫术是萨满教的宇宙观萨满主义的基础是气生主义,气运与灵魂有关。”以这一观点分析这件以气作法的玉巫人,其吸气并寓上下贯通的状态正是气生主义和气运的表现,也应有灵魂的观念包含在内,而上下沟通,所寓天地沟通之意,正是萨满教的宇宙观。由于这件玉巫人的整体形态与萨满作法有如此多相一致的地方,故可推测这件玉巫人应与萨满通神的法器有关,而墓主人也最有可能就是萨满身份。此外,墓葬填土中特设的无盖无底的石“井”,也可能有寓深埋于土内的墓主人由地而通天之意。

除玉人以外,的随葬玉器中还有一件玉凤较为重要。这件玉凤为淡绿色,板状,长19.5厘米。有正面和反面之分。正面做成凤鸟的卧姿,回首,弯颈,高冠,圆睛,疵鼻,扁嚎呈弯钩状,咏前端埋于翅内,羽翅作三分,上扬,翅羽端做成尖状,尾羽也作三分而下垂,尾羽端做成圆状,背和尾羽都有羽根下的绒羽的表现。综观玉凤的通体,虽在一较大的平面上雕作,体态的表达却有层次感,如羽翅与尾翅之间、三羽翅间和三尾翅间都分别用减地法雕刻出上下依次相叠的效果。阴刻的线条虽简略却很流畅;玉凤的背面有4对缀孔,均为竖穿,两两相对。出土时此玉风在墓主人头下,可知这件玉器既不是装饰品,也不是缝缀于衣服上的,而是另有附着物并单独放置的一件玉器,而且是先于死者放人的。玉凤的这种葬法与其他墓中随葬的勾云形玉器的埋葬方式有一致的地方,只是勾云形玉器是后于死者放人的。据研究,勾云形玉器的出土状况都为竖置且反面朝上,故推断其并非一般的佩饰,而可能与代替斧械的权杖一类有关,更可能是表示神权的器物,玉凤的用途也应相近。玉凤与玉人的个体都较大,是这座墓随葬玉器中的主体部分,它们共出一墓,显然是配套的,其用途可相互参照,即都具有通神工具的功能。据张光直先生研究,巫者作法通神时,动物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重要媒介和工具,而鸟类又是动物中沟通天地中最重要的一种。将鸟神化为凤,以其作为通神工具的功能就更加明确。
     不仅如此, 随葬的这件大型玉凤,是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众多玉器中个体较大的一件,也是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形象最为明确的玉凤。凤是上古时期与帝王相伴的神鸟,卜辞有“帝使凤”,是说凤是天帝与王来往的使者。史书也多记载,凤在帝之左右。这件玉凤出土时枕于墓主人头下,其所处位置之尊以及与墓主人关系之密切,都要胜于其他玉器,暗示这座墓的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很不一般。墓葬的选址、营造、规模等也都表明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座墓葬的选址和墓穴的营造,不同于牛河梁遗址其他积石家中心大墓之处还在于,不仅选址在遗址最中心部位的山梁主脊上,尤其是巨大墓穴的开挖与牛河梁遗址以往发现的土坑墓,包括开凿于风化基岩上的土扩墓完全不同,是直接将墓穴开凿于山体最坚硬的变质花岗岩的岩脉上做成的“石穴”。虽然墓的北部一侧呈斜坡状并起台阶,但整座墓扩的岩石开凿量仍然达到约30立方米,极为费工费时。墓内所砌石棺也较其他地点积石家中心大墓的石棺巨大和整齐,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 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都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如是一萨满,则为一大巫,是王权与神权聚于一身的人物,巫即王者。
    自从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以来,研究萨满教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引用这两个遗址所出的各种陶塑和泥塑的人物塑像,作为北方地区史前时期已有萨满教女神或生育崇拜的证据,但嫌过于宽泛。而这件玉巫人的发现,则是史前时期与萨满宗教最为直接的一件实物例证。随葬玉巫人和玉凤的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至高无上的萨满的推测,也为红山文化文明起源的道路与特点,即通过“以玉通神”及神权独占取得政治权力,形成国家的观点,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无疑,这批材料对于研究中国及东北亚地区的“萨满式文明”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
    由于这件玉巫人所具有的典型性,也为与相关标本的比较提供了条件。
    首先是与当地早期人物雕像的比较。辽西地区先于红山文化的早期石雕人物像,主要是在兴隆洼文化中有较多的发现。可供比较的标本主要有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石人像一件,屈身蹲踞式,下端为楔形。LUO体鼓腹,双臂下垂,两手置于腹侧。五官粗略,出土时栽置于房址灶旁近南侧处。此外,后台子遗址出土多件石雕人像,也有双肘附于胸前的,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随葬的玉巫人的姿态有相近处,有人认为白音长汗遗址和后台子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表现的也都是与祭祀有关的姿态。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发现于第二期房址(AF19:4),属于早于当地红山文化的兴隆洼文化;在后台子遗址采集的石雕人像,发现者认为属于赵宝沟文化,该文化的时代一般认为早于红山文化或相当于红山文化早期。由此可知,红山文化新出土的玉人,从造型和功能上都可在当地找到渊源关系。
    与其他考古学文化有关材料的比较,可举出马家窑文化陶壶上的浮雕人像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壶上的浮雕人像, 出土于青海省柳湾遗址的三坪台被普遍认为是与崇拜和祭祀有关的一件陶器,对于这尊人像,有人认为是男性LUO体像,有人则认为是男女合体。该人像腹部的肚脐也明显上凸,与红山文化玉人的表现方法相似,表达的应是相近的含义。
    当然,与这件玉巫人的姿态最相近的,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凌家滩遗址2组共7件玉人雕像的姿态均为双臂弯屈,双肘上举,贴于胸前,双手叉开。严文明先生认为,凌家滩“两组玉人虽然有或坐或立的不同,但都是双臂弯屈紧贴上身,双手张开捂住胸前,似乎是在祈祷的样子。”由于凌家滩遗址墓地所出多件玉人的姿态都完全一致,它们与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所出玉巫人的姿态又基本相同,可见这已不是偶然现象,它一方面说明这种姿态是史前巫人作法时的一种固定姿态,也必然与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关。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凌家滩玉人时,还联系该墓地所出其他与宗教活动有关的玉器饰有以八角星纹为中心和象征四面八方的圭形刻划纹夹在玉龟壳中间的玉板,两翅张开、有八角星纹和猪首的玉鹰,说明随葬这些玉器的墓主人“应为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执事人员或祭司”。这也与对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墓主人身份的推测相一致。至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和凌家滩遗址的年代先后,它们都在距今5000年前,但凌家滩玉人等以规整的片状成形,其形制更接近后期如龙山时代玉器的风格,所以有学者认为,是红山文化的玉器影响到凌家滩及南方其他史前文化的玉器,应有一定根据。
    还需提到的是,牛河梁遗址玉巫人额间外加的孔洞,这是这件玉巫人最为特殊的一个现象,对它具有寓上下沟通之意的推测,还可以从史前到商周时期动物纹额间常有孔洞装饰的相互比较中得到印证,其实例如下:
小河沿文化陶熊尊。这件陶器是1985年于赤峰市松山区红花沟镇四分地村征集的,该器为壶形,通体饰小河沿文化特有的几何形勾连纹彩绘,壶的上半部分做成一兽头形,有双耳,半圆形,甚小,耳前有双目,甚小而圆,壶口做成张开的兽嘴,口沿一侧有鼻和鼻孔的表现,原定为猪首,后综观其特征,更似熊,应为熊尊。这件熊尊头部的额间绘出一菱形图案,这是已知最早的一件在兽头的额间有花纹装饰的实例。
    与此相近的是在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彩绘陶器中,有兽面纹图案中在额间装饰一菱形纹的做法,以M371随葬的一件彩绘陶扁最为明显。这件陶两出土时倒扣在一件陶雌上,花纹则以器体倒置时为正,为一兽面形象,面较长,额部以白彩绘大菱形纹,图案正中即额间,又填绘一红彩菱形纹。
    这种兽面额间饰菱形纹的做法更多见于商代青铜器上的婆要纹或兽面纹。商代青铜器稗尝纹的额部饰菱形纹的不在少数,但对此尚鲜有论及,其实这种菱形纹从二里冈期青铜器的兽面纹上就有,殷墟一期以后有所增加,而且不仅见于完整的楼移纹,就是两分的兽面,额间的菱形纹也以扉脊为界作对称的两半分布,说明这种菱形纹是婆稗纹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上古人沟通天地人神的萨满式文明时,是从商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人手的,认为婆餐纹及其他动物题材实际上是当时巫现通天的一种工具和助手。商代青铜器婆稗纹普遍具有的额间菱形纹装饰,可能为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提供又一证据,如将红山文化的玉巫人额部外加的孔洞、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兽面上的彩绘菱形纹与商代餐稗纹额间的这一菱形装饰联系起来再作印证,进一步说明它们都具有相近的寓意,即都与沟通人与神、天与地的通神功能有关。
    最后要提到的是与民族学材料的比较。张明华最近撰文介绍一件台湾木雕人像,其装束较为复杂,形态与凌家滩和牛河梁遗址所出玉人相近,也为屈肘上举的姿态。在谈到这件台湾木雕人像与牛河梁、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之间相去几千年但形态几乎相同从而其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时,他推测“台湾原住民在海岛上,长期过着与外界几无交往的生活,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改变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在意识形态中接受了受到红山文化影响的“良诸文化北携而来的萨满教成分之后,又在外强的挤迫下东渡远比今天窄得多的台湾海峡,演化、改良出现了红山、凌家滩式形象功能的木雕人像。笔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飞兹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看到一件北美印第安人木雕立人像,也为屈肘上举贴于胸部的姿态。这件木雕立人像高1米余,年代为18世纪前后。由此联想到张光直先生在论述古代中国与古代美洲在美术上的相似性,特别是商代青铜美术与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美术的相似性时,引用西方学者提出的“亚美巫教底层”的观点,认为这种相似性不似同时代族群和文化彼此间隔远洋的相互接触,而是“来自一个共同的旧石器时代的底层”,这个古代的底层文化实际上乃是中国与玛雅文明的共同祖先,他们具有共同的巫术和萨满文化的宇宙观,构成一个玛雅一中国连续体。张先生认为:“玛雅一中国连续体和其祖先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旧大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且它的地理范围要包括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不过,早期巫术的坚强证据必须要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尤其是在东北亚洲找到。”红山文化与东部沿海史前文化的玉巫人形象,以及它们与东北亚至环太平洋地区近代民族学中保存下来的同类题材在细部特征上的相似性,可能是这一“文化底层”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相互印证中逐渐显示出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原载《文物》2008年10期

 
 
 
版权所有:365bet娱乐平台官网_365bet娱乐场在线下载_365bet娱乐场平台 备案号:辽ICP备09017918号

辽公网安备 21130202000274号


电话:15804928070 传真:0421-3714466 地址:朝阳市双塔古街9-15号
网站制作:恒昊互联网络